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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文: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 推进产业范式变迁
赵昌文

2018-12-19

    改革开放40年,从产业转型的视角看,就是一个范式变迁的过程。站在新工业革命的时代起点上,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持续推进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范式变迁。

    我所理解的范式变迁,是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范式变迁,是佩雷兹技术—经济意义上的范式变迁。一句话,是技术变革驱动下的产业及企业发展常识法则的变化。举例而言,网商平台相对于传统的批发零售实体店,就是批发零售业的范式变迁;智能机对功能机的替代就是手机产业的范式变迁。在上述这些范式变迁中,原有的企业发展常识法则被新的常识法则所替代。范式变迁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对应到产业领域,可以理解为技术路线的革命性变化、商业模式的突破性创新。

    第一,如何促进范式变迁。促进范式变迁,基本立足点应该是推动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主要是鲍莫尔的报酬结构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背景下,报酬结构决定要素配置。企业家才能、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的逻辑是,哪里更容易赚钱,就往哪里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意味着有利于向生产性活动而非非生产性活动配置,有利于向创新性活动而非非创新性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有严重的资产泡沫,不要产生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报酬结构失衡。当然,促进范式变迁,也许我们还应该摆脱另一种极端思维,不是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另一个时代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追赶型经济体,政府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整个创新链条中私人部门积极而且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产业政策一定是需要改革的,而且总体上需要收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但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产业政策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尚未到来。另一方面,要有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力投入。范式变迁的根本性力量还是在于技术变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范式变迁就是技术变迁的函数,而技术变迁又是有效研发投入的函数。我们在发挥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优势的同时,也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只有争取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或技术积累,才能增加发生范式变迁的潜在可能性,提高国外发生范式变迁后我们跟进的速度。

    第二,要关注范式变迁的破坏性作用。范式变迁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我们在拥抱其“创造性”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其“破坏性”的挑战。比如,在这一轮平台经济的范式变迁下,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利润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弊端。一方面,在降低就业和恶化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效应已经有所显现。另一方面,“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新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企业纵向流动性有下降的隐患。如何规制平台经济,成为必须面对的迫切的时代课题。又如,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持续性冲击。如果范式变迁主要由新企业引入,而不是主要由现有企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或者现有企业难以跟进范式变迁,由于存量信贷资源已经配置到旧有企业,这将意味着短期内对金融体系的严重冲击。当然,若如此,这本身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的体现。

    第三,新工业革命就是要促进范式变迁。可以说,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推进范式变迁,就更有机会在新工业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就能更好地利用新工业革命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当前,正在兴起的这场新工业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簇群的突破发展和协同应用为核心;以人、机器和资源间的智能互联以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为特征,为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无限机遇。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将使得许多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范式的变迁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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