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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名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开放创新水平
马名杰

2018-12-19

    中国创新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从国内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加速成长,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和创新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一轮技术变革催生了发展新机遇,也推动了全球生产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和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日益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我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分享全球技术进步红利面临更多挑战。积极应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新的国际经济、科技和贸易形势,加速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步伐,助力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是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创新体系日益开放,创新环境明显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科技管理和科研活动得到恢复和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化、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教兴国”战略启动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2006年后,“创新型国家”建设快速推进,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发展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加深入,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

    展望未来,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原始创新能力弱,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受制于人,创新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消除,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创新政策尚待完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开放,促进创新政策转型,任务更重也更加迫切。以下四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优化创新治理方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化解“卡脖子”问题,要“增投入”与“转方式”并重。“增投入”就是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加大投入。“转方式”就是政府要从科技管理者向创新治理者转型。政府支持重心向创新链前端转移,科研项目选择要更加体现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同时要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防止科技创新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再生。

    第二,加快完善创新环境,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创新环境不佳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的最大短板。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通过促进公平和充分竞争,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利,让企业从创新中获得合理回报,以健康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正路。一是更多运用普惠性政策支持手段,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鼓励政策,提高对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比例。二是构建鼓励创新的监管新体制。一方面,对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实行宽容、审慎监管。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质量、节能、环境、安全等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形成技术标准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创新倒逼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惩罚性赔偿和处罚力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威慑力。

    第三,推进教育和科研改革,充分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潜能。一是要加快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培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扩大高校自主权,加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创新,实现教育方式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和自主探索的真正转变。二是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及其职能定位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是新发展阶段科研院所改革的根本方向。只有理顺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符合科研规律、鼓励潜心研究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科研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化解现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对成果转化的制约。只有处理好科研成果转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才能充分释放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四,在更大力度的开放中促进创新能力提升。4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推进经济和创新全球化对我国利大于弊。要进一步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促进跨国公司和跨国研发机构更深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力度,积极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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