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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刘世锦

2018-12-18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将要从过去的“爬高山”转向“填洼地”。这两类“洼地”仍然有很大增长潜能,但不继续改革,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这些潜能是出不来的。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新挑战陆续显现,稳中有变的局面让中国经济感受到压力。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下行压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应做好哪些工作?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经验与逻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配套改革举措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中国经济进入5%-6%中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增长后,目前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升级转轨艰难爬坡,加上外部环境的叠加……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何时触底”的问题?如何评估当前经济增速换挡带来的波动和影响?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另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平衡。

    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当前,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以后可能会稳定在5%左右,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今后一段时间的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这样,支撑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已初步落底。

    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近年来,去产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政府推动,更重要的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2016年9月后恢复正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转正,2017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供给侧的调整也基本到位。

    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地下滑了,并不意味着“V”型或“U”型的大幅反转,更不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重返高增长轨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2%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大体会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

    加快改革步伐,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对外开放”。前不久您提到,中国下一步应该确立一个“双高”目标,即要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实现“双高”目标,面对着诸多的焦点、痛点和难点,我们应该怎么做?

    刘世锦:中国下一步应该确立一个“双高”目标。从国内来看,这一目标确立后,可以使国内外局面豁然开朗,变被动为主动。同时,可以在更高平台上争取新的国际有利环境,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对于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投资、金融秩序大幅度的调整,以及解决国内信心和预期问题,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从国际来看,我们需要确立一个理念,在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反复试验之后的自主选择,中国应当也能够对全球及市场经济建设作出更有价值的重要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质量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前面。

    下一步,国际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比如WTO机制改革、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有重大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零关税自贸区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如果能够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提出引领市场经济的中国方案,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博弈中,中国将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出局者”,而应成为引领者。

    当然,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面临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己主动要改。

    对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产业政策转型、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目标、重点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中国就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优先推动与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什么地方?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环境。您对此有哪些政策建议?

    刘世锦: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但是重点要有所调整。由于住房、基建和诸多重要工业品都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将要从过去的“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所谓“洼地”主要是“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两类。所谓效率“洼地”,就是那些还没有放开准入,还缺少充分的竞争,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的领域;所谓“分配洼地”,就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领域。

    这两类“洼地”仍然有很大增长潜能,但不继续改革,改革不深入、不到位,这些潜能是出不来的。下一步,应以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为目标,优先推动与填平两类“洼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改革。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必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为平台,打通国内外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同时在油气生产流通环节放宽准入,打破两三桶油垄断国内油气市场的格局;电信领域除了推动有关企业混改外,可设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通过有效竞争降低电信资费水平,促进降低资费由“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转变。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讲了许多年,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提振全社会推动改革的信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再起。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采取得力措施,加大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使他们更多地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知识。吸收这类技术和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大范围、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在这方面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开放举措。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对内开放,把最具创造力的资源聚集到这些领域。

    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化改革要有紧迫感,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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