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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马晓白:商事制度改革应重点突出“宽进严管”
李国强

2018-08-20

    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在“放管服”改革中,简政放权“简”字当头,作为先手棋、当头炮,极大提高了市场准入便利化程度,实行“宽进”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迈入“亿户时代”之后,加强事中事后“严管”已经成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头戏,要从以往的“重审批轻监管”真正转变为“宽进入严监管”。

    严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头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要求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2014年3月1日,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启动,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商事制度改革还权于民,改变包打天下的政府管理现状,用政府的“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换来了“市场乘法”,也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以来,实行了“先照后证”“证照分离”改革,使大部分的行政审批从事前改到事后;着眼于工商注册便利化,实行了“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涉企证照大幅精简,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登记注册便利化不断提高,大大优化了营商环境,使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呈现加速增长。五年来,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总量增加80%以上,2018年上半年突破1亿大关,达到1.03亿户,其中企业超过3100万户。

    当前,随着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一方面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不断推动市场准入和退出全程便利化;另一方面,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坚持放管结合,实行“宽进严管”并重,积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健全强

    化市场监管体系成为重头戏。

    突出严管不容丝毫松懈

    近期,吉林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引发全社会广泛高度关注,国务院要求坚决查处深入开展监管责任调查。这些年以来,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商业信用严重缺失不断上演,一些不法商家为了牟利,大量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乱象,假冒伪劣商品,合同违约、商业欺诈、逃避债务以及非法集资等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运行秩序,损害了守信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有些消费者甚至于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也败坏了我国商品的国际声誉,影响到国内商品出口。由此种种表明,加强市场监管是如此重大而紧迫,必须要严管,要把监管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总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而忙于追责。

    市场严管与宽进一样,都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的内在动力,是市场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维护市场竞争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然而,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经济,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竞争的背后是利益驱动,在竞争压力和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大量涌现。严管是为公平有序市场竞争提供保障,是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是不要监管,而是更要突出严格市场监管。

    商事制度改革已经明确“宽进严管”思路,正在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但是,当前严管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面临不少困难,尚需创新前行。一些地方反映,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后续监管的困难也日益显现,市场主体的监管刚性制约机制有所缺失,监管工作无所适从,宽进后严管难以实现:“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容易造成市场准入与执法监管脱节,产生执法监管的盲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一张网”)对注册登记、备案、行政处罚、企业经营异常名录、违法企业“黑名单”等信息向社会公示,但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交换方面由于受设施、配置、系统设计、数据标准等因素的限制,在许多地方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一些法律尚待完善,比如,《刑法》《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实缴登记的处罚规定等;以及竞争政策作用不平衡不充分、执法体制不完善、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程序不规范、队伍能力不适应等。

    加快严管改革和创新,提高监管效能

    现行监管执法为了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切实减少对微观领域的直接干预,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监管,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但是,“双随机、一公开”只是日常监管,抽查的面小,且只是对市场主体中的企业抽查公示,而市场主体总量目前已经迈入“亿户时代”,其中实有企业总量大约仅为28%多点。

    在当前信息网络社会时代,建立双随机、黑名单等制度,能够起到一定的惩戒作用,但是覆盖面必须深厚宽大而不能仅限于此。严管既要各相关行政部门统筹协调积极有为,而不是简单的推给市场监管部门了之,市场监管、税收、质量、环境、价格、劳动用工等部门要形成有效的联合执法,更要发扬社会共治的功能,包括广大消费者、现有社会治理网络资源等。

    东莞是全国首批商事制度改革试点城市,2016年以来不断升级前行,积极大胆探索,实现了以更好的“管”促更好的“放”,推进了市场监管领域管理方式改革和创新。东莞因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工作及时到位、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东莞改革和创新的经验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对于完善市场监管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东莞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积极打造市场监管协同创新平台,推进智慧监管、协同监管、信用监管三大工程,构建全面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网格化综合监管和社会共建共治的科学市场监管新格局,有力地解决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面窄与全覆盖的矛盾。

    二是发挥和扩展社会共治网络体系的管理功能,置市场监管于社会共治体系之中,利用社会力量实现市场监管。东莞把市场监管与城乡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体现了市场监管的多元主体要求和特征,市场监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也是广大市场参与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东莞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指导、社区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的社会共治格局。

    三是发挥和运用信息共享,提高行政服务和监管效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信用监管、综合监管、审慎监管、联合惩戒和社会共治,强化信用约束,都涉及到加强信息归集共享问题,这既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抓手,更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托。东莞创新“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信息化移动监管,促进了部门之间数据共享和广泛应用,实现了政府不同部门网络功能的叠加,解决了信息碎片化、分散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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