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网
您当前位置:国研网首页 > 专家库 > 专家文章

佘宇:“幼有所育”的政策福利如何落地
佘宇

2018-04-10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对学前教育的关切,长久以来从未在两会热议中缺席。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在十九大报告“民生七有”的目标中,新增的“幼有所育”便被写在了最前面。

    自“十二五”以来,为落实“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要求,我国以县为单位已连续实施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数据显示,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从第一个三年计划实施前(2010年)的56.6%提升至第二个三年计划实施完成时(2016年)的77.4%,年均提高约3.5个百分点,累计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同期,全国幼儿园从15万所增加到24万所,增幅近60%;在园儿童数从2977万人增加至4414万人,增幅近50%。根据2017年的最新统计结果,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79.6%,幼儿园近25.5万所,在园幼儿共计4600万人。

    2017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对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计划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调研员、副研究员佘宇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坦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就目前看来,由于底子薄、欠账多,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  

    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

    在不久前中央各部委开出的2018年民生清单中,教育部把“多方努力解决入园难”圈上了重点。

    “‘入园难’集中反映了我国当下学前教育资源的供需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入园难’更多的是一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是一种结构问题大于总量问题的供需矛盾。”佘宇表示。

    以北京市为例,有关统计显示,从2018年到2020年3年时间,北京市学前教育学位缺口将在17万到18万之间。

    佘宇强调说,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学龄人口可预见的增加,我国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特别是普惠性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

    2018年1月发布的《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提出,要在扩大教育部门办园规模的同时,支持其他国有单位办园。

    “应在继续增加公办园数量、提高公办园占比的同时,以分类管理为抓手,吸引更多的民办园举办者加入到普惠性序列中来。”佘宇建议。

    佘宇分析道,结合数量和性质两方面,民办学前教育的角色应该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占有主导地位的非营利性民办园,另一种是补充地位的营利性民办园。对于前一种情况,由于政府要承担付费责任,所以对应的制度安排是政府购买服务,包括对供给方付费的补贴制度,对需求方付费的教育券制度,以及承包等多样形式,对此我国已开展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

    佘宇进而建议,“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减免税费、免费提供场地、派驻公办教师、名园输出管理、享受公用事业减免费用等方式,以鼓励和引导民办园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引导向优质园对标

    实际上,强调“质价匹配”也有助于引导民办园向公办园“对标”。从长远看,我们仍要致力于缩小民办园与公办园之间的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

    佘宇指出,特别是对于普惠性民办园,由于其分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责,且教师工资、场地租金、园所经营费用等均需自筹,应通过多渠道给予其必要的经费保障。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应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质量”提升的结对帮扶力度,如派驻公办教师、名园输出管理等。

    基于此,佘宇强调,应加快建立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蓄水池”。补齐人员“缺口”,既要扩量,更要提质。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具备办学条件的中职、高职及本科院校资源,扩大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增加人才培养及供给;另一方面,加强人员岗前培训、考试考核、持证上岗。对于扩大招生规模的院校,要严格审查办学条件,严格督导办学质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对于相关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除囊括新进人员外,也应涵盖在职人员,尤其是民办园和农村地区幼儿园的在职人员,要将继续学习情况纳入学前教育机构考核评定之中,切实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此外,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所强调的,“要把提高教师待遇、完善教师待遇保障落实到教师的心里面去。”

    佘宇对此表示,需要尽快实现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业务发展和职业晋升渠道方面的突破,缩小不同类别、不同区域园所(不同身份)待遇的现实差距,实现同工同酬。这有助于调动从业人员工作参与和自我提升的积极性,激活教育质量提升的潜能。

    监管体现宽严相济

    “建立曝光制度惩戒失德教师”,被列入教育部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中。从前一段时间的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再到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我们不应放大这些极端个案背后的信任危机,但也无法忽视幼教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亟待完善的紧迫性。

    “要从准入、招生、监管等各个环节入手,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办园行为、质量的规范与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采取限制、取消相关资格及优惠政策等措施。”佘宇强调。

    “特别是学前教育机构队伍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从业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而影响到在园幼儿的生命安全以及身心健康成长。”佘宇强调说。

    他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日常监管工作。针对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联动监管存在的问题,建议明确牵头部门,组织相关准予机构,面向所有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定期开展职业操守、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行业自律和自身建设。同时,明确监管主体,实行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制度,对辖区内园所进行综合评估并定期抽查,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尽可能避免因“九龙治水”、责任交叉、信息不畅等导致监管缺失。此外,相关部门在关于学前教育机构收费细则和内部管理规定中,也应尽快删除或修改某些规定(例如,把幼儿教师工资与幼儿出勤率挂钩),进而规范园所内部管理程序。

    佘宇强调,学前教育立法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要从法律上确保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以及全体幼儿园教职工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通过立法,有助于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经费保障长效机制,有助于强化学前教育机构人员队伍建设,进而有助于实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安全发展。

    政策设计抓细落实

    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让教育福利最大程度地惠及每个孩子,回应更多诉求,我们呼唤政策设计的细化落实。

    佘宇认为,对于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与挑战,应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品属性,在路径选择上,突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基于此,佘宇具体提出了以下四方面建议:

    一是通过相关政策设计使政府投入切实转化为公众福利。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均将学前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或准公共事业。实际上,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投入方式,其最终意义在于将政策设计转化为公众实实在在可获得的福利。

    二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为民办机构、多样化需求留出空间。政府举办的公办园,在做好托底、保基本工作的同时,应加强发挥服务监管、标准制定、提供培训与指导等资源中心的作用。非营利和私人部门的参与,可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增加服务供给,有助于形成多元主体竞争参与、优势互补的格局。

    三是打造示范机构,引导质量、价格标准及规范的制定。优质幼儿园应发挥标杆和信号作用。同时,为家庭照顾者等非正规服务人员提供保教技能的有关培训。

    四是建立健全“国务院领导、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细化各级政府主体责任。

 


↑TOP

 
Copyright © 1998-2019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京ICP证030059号  中关村信用促进会会员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