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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新周期开启城乡结构调整继续发力
刘勇

2018-01-23

    2017年经济增长6.9%,实现了七年来第一次微弱反弹,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周期。难能可贵的是,这次经济微弱反弹是在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措施的指导下实现的。在新时代条件下,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发展势头,对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辟崭新的现代化强国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新时代和新常态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新途径新措施,并提出了涉及工业化信息化、城乡区域发展和改革开放等三大方面的六大任务,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其中,突出的战略重点和任务就是城乡结构调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城乡结构是最大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到位也就为高质量经济发展调整到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村现代化,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特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发达国家都是建立在大规模高效现代化农业基础之上的。从工业化理论分析看,完整的工业化事实上需要经过轻工业化、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石油化、化学化和良种化等)和服务业化等四个阶段。但后发国家往往为赶超而忽视农业现代化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业化阶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从中国的实践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充分)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短板”上,主要包括农业、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四大短板”,其中农业最为关键,它的解决不仅可以为我国现代化奠定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其它三个“短板”提供条件。

    二是家庭农户式农业集约化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从农业的生产特点看,利用生物生长来生产,周期长、产量小、环节多、效益低,只适合家庭农户式集约化经营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从农业的产业特点看,由于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为使单产效益低的农业也获得产业的平均利润,就必须适当的规模经营。同时,也要求规模经营的农民具有较高的素质,发达国家的农民多有较高学历,其收入也都在社会中等收入以上。从农业在经济中的定位看,由于其基础性和脆弱性,不能把农业当作就业的蓄水池。应该用服务业来替代农业蓄水池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也主要是向服务业转化。

    三是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从中美城镇化的差异看,美国有250万个规模化农庄,平均耕地在200英亩以上,农业从业人口仅占1%,但农村居住人口占10%(其中,2%为农民家庭人口,其余7%主要是“三农”服务人口),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为农业服务的专业镇,大约2.3万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约280个)。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而中国有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农业人口还高达7亿,占比50%左右,每个村平均人口近195,建制镇(包括乡集镇)近3.2万个。从中国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看,如果美国今天的农业农村就是中国明天的农业农村,那么,未来中国乡村演变的基本方向就是,家庭农庄规模化、“为‘三农’服务的”特色小镇化(还有农田生态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具体转变如下:每个村留下一户或外来农业人才专业大户,变360万个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农庄,形成集约化规模化家庭农庄(事实上,农业集约化和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将大大提高农村生活成本,因此,振兴乡村需要人口的双向流动:城市富人的郊区化、农村穷人的城镇化)。相应建设2.5万个以上的专为农业“产中、产前和产后”服务的特色小镇(这应该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主流,其余发展为非农特色小镇,如交通、文化、旅游、体育、养生、风情等)。逐步形成2000个城市、3万个“三农”服务和非农特色小镇以及360万个农庄的城乡一体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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