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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经济初步触底,着力筑牢基础——2017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
张立群

2018-03-20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过程已初步触底,但基础尚不巩固。稳步进入中高速增长轨道,既需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瓶颈,更需要解决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供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步伐。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

一、经济增长初步触底

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9%,较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自上年三季度以后,季度GDP增长率持续高于6.7%,这一增长轨迹表明经济增速下降过程已经基本触底。

经济增长下调的底部支撑,首先表现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方面。上半年,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5%(按美元计算),较上年同期负增长7.7%出现明显恢复。2010年至2016年,出口增长率(美元计算)31.3%降低到-7.7%,进而从外需水平持续降低方面给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出现了明显缓解。当前世界经济显现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贸易额增速超过GDP增速,主要经济体出口形势均出现好转,表明国际经济环境转变具有一定的趋势性特征。当然,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还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对全年出口形势不可过于乐观。但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负增长,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低位企稳的概率比较高。从国内看,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8.6%,虽然较上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但从累计同比增速看,较上年全年8.1%的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2010-2016年,投资增速从24%降低到8.1%,进而给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的情况,也出现了改变。尽管当前投资增长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综合分析主要影响因素,投资增长总体趋稳的态势已经形成。以上分析表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两个重要因素,都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受其支持,经济增长的底部,已有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撑。

还需要注意的是,2012年以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消费持续保持10%左右平稳增长,成为经济增速下降过程最重要的需求支撑因素。这与中国政府持续、大力度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工作效果紧密关联。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2012年以来,政府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着力抓好精准就业、精准扶贫等重点关键环节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8万人。在就业基本稳定、扶贫帮困效果日益显现的支持下,全国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7.3%,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受其支持,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增强。

从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底部已初步形成。如果再考虑到企业转型升级成效不断显现,效益不断改善,对新常态适应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可以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降过程,当前已经初步触底。下半年增长大体平稳,全年增长水平不低于上年。

二、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仍有待巩固

中国经济从高增长向中高增长的转变(一般称之为“经济增速换挡”),其直接原因主要来自国内外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从外需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困难不断加大的同时,国际贸易水平也出现大幅下滑。这些问题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从内需看,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引起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城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些超大城市人满为患,而大量中小城市则人气不足,既制约了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制约了消费结构升级和市场需求扩大。对房地产企业而言,突出的是在大城市拿地难,在中小城市卖房难。受“两难困境”的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2010-2015年,由33.2%降低到1%),导致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趋势性积极变化,但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仍然较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支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外部环境、出口需求,仍然有较大不确定性。必须着力扩大内需,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两个部分。前面分析表明,2012年以来保障基本民生的政策体系持续发力,其成效已较为明显。消费平稳增长的支持因素较多,保持平稳增长的主要条件已经形成。从投资方面看,重点需分析引起投资增速下降的城镇化矛盾,及其发展变化。首先需要注意,尽管存在较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城镇化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57.35%,较上年又提高1.25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又增加2182万人。近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都超过7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量超过350万人。支持城镇化的人口转移规模依然巨大。还要看到,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2%,与常住人口规模比较,处于流动状态、未完成在城市落户目标的人口规模十分庞大。这些都表明,中国城镇化的潜力依然巨大,动力仍然十分强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城融合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提高的支持下,近年来一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开始取代人口承载能力出现瓶颈的一线城市,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一线城市开始联合周边的中小城市共同发展。一批三四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加快补齐,产城融合水平较快提高,其人气也在较快提高。城镇化活动的这些积极变化,预示着中国城镇化的矛盾正在得到解决,城镇化长周期调整开始走出谷底。这一变化也给房地产市场及投资形成了重要支持。随着一批二线城市人气度快速提高,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随着一线城市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一批三四线城市人气度也在较快提高。这些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与去库存的有关政策效果相结合,房地产企业“卖房难”开始缓解。2014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6%2015年转为增长6.5%2016年增长率提高到22.5%。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从根本上改变了房地产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2016年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余额达到14.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达到7.58万亿元,均明显高于同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这些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土地约束还不明显,与一线城市比较,“拿地难”也不突出。这些使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资金、土地约束明显缓解,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6.9%,较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5%,较去年又提高1.6个百分点。受城镇化活动和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进入新一轮更高水平发展阶段,建设项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制度建设、PPP建设运营方式普及等,使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保障条件明显改善。综合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稳增长目标推动的较高增长,转入由建设任务增加、资金保障条件改善等因素支持的较高增长。其可持续性明显提高。受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大宗商品销售形势明显好转,价格水平提高,工业企业利润水平提高。与之联系,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率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出现回升态势。综上所述,投资增长开始由降转稳,稳中趋升。对内需相关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随着相关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巨大潜力正在逐步加快释放,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趋于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的矛盾仍然有待解决,城镇化健康推进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风险化解、汽车市场成长性提高,根本上都有赖于城镇化的健康推进,有赖于适合人的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城市空间的拓展。在此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和总投资增长,也都面临一些不稳定因素,也都存在出现波动、下行的可能。

还应该看到,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困难企业、僵尸企业还有待解决;高杠杆及其包含的金融风险有待化解。支持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体制机制仍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急需加强,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相关体制改革急需加快,“放管服”改革急需进一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功能急需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急需完善。从近期看,加强金融监管等去杠杆举措,对流动性的影响也需高度重视。

所有这些风险和隐患、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表明当前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急需进一步巩固。

三、加快改革步伐,破解体制机制瓶颈

稳步进入中高速增长轨道,既需要解决制约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瓶颈,更需要解决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供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步伐。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

1、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进一步增强

目前市场需求有所恢复,企业效益有所好转。但市场引导的投资和各类资源配置活动仍不活跃。同时,化解城镇化矛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急需进行面向长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奠基的意义。为此要进一步增强政府投资能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基础设施体系保障长远发展的能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健康推进。地方财力应在更大范围适度集中,支持区域性补短板的建设任务;注重总结地方债发行的经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继续做好地方债置换工作;继续抓紧重大工程项目进度督查,盘活和统筹使用好财政存量资金;在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监管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PPP建设运营模式,积极促进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2、货币政策重在把握好时与度

合理掌控好货币投放的水平、节奏、方向,是控制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保持流动性合理的关键。从下半年的经济运行态势看,货币政策宜以稳为主,待机微调。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合理释放相关信息等手段,使流动性始终保持在合理水平,引导预期稳定,优化资金流动方向,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3、着重引导、规范新型城镇化进程

缓解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关键在解决城镇化的既有矛盾,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当前一是要引导好人气度快速提高的二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避免再现一线城市已经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通过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从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周边城市相互关系的统筹协调等多个方面系统准备,预留出长远、高水平发展的足够空间、打好坚实基础。二是加快推进以一线城市为中心的几个大城市群的发展,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问题,从改革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机制入手,加快形成区域内大中小城市联合发展,统筹规划建设的模式。

4、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去产能、去杠杆的关键,是完善基础性制度,提高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调节较为有效,对产能水平调节相对较差;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与此有密切关系。在积极稳妥,把控风险的前提下,要加快完善和严格产权保护制度,严肃、及时追究国有资产损失责任;尽快完善个人和法人的社会征信系统。完善和严格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尽快完善财产责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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