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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如何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刘世锦

2018-02-08

    一、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平台重心可能下移,转入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从去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今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甚至回到7%或者更高的水平。今年总的态势是前高后低。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明年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另一方面,存货、出口在明年上半年出现低点,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大干快上倒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是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将会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二、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想不想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能力问题,会不会的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的时候办法也不多,还走了一些弯路。地方竞争这个机制出来了,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在比较、竞争,在招商引资、培育环境、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项目,等等,这些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第一线通过试错纠错形成并完善发展的,管用的就坚持下来了,并得到推广,不管用就被淘汰了。地方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掉,而且要创新、完善和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从理论上说,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

    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都会出来,最终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三、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研究,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八千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四、五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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