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网
您当前位置:国研网首页 > 专家库 > 专家文章

绿色金融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卓贤 张丽平

2017-10-31

  中国金融体系处在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段,金融深化程度、信用环境等都有别于具有成熟金融体系的发达经济体。因此,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应探索出新的金融发展范式。首先,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其次,政府对绿色金融领域的干预应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依靠市场力量为主;第三,政府对绿色发展领域的担保要从隐性变为显性。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现代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绿色金融的支撑。我们基于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功能比较,对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论述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市场基础、参与主体与金融工具如何消除绿色发展的外部性,提出了“用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机制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和条件,最后分析了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机制需要克服的制度障碍。

  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金融体系

  关于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的定义有很多,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准确的定义对于绿色金融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界限清晰、概念完整的定义,有利于统计和社会评价的一致性、政策的针对性以及监管的有效性。但目前已有的定义要么过于狭隘,比如不少研究者将绿色金融的概念和绿色投资(Green Investment)绑定在一起,认为绿色金融就是将资金引向可持续发展项目、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工具和金融政策,忽视了绿色金融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或仅将绿色金融等同于低碳金融,而不重视绿色金融对解决碳排放问题以外的环境问题的作用。有的定义又过于宽泛,比如有研究将绿色金融用于解决所有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虽然绿色金融通过实现环境的可持续,间接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但我们更倾向于将绿色金融界定为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是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金融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绿水青山等公共品的产权不能有效界定,其内含的价值不易量化,难以通过传统金融体系实现资金的跨时空配置。因此,绿色金融机制不能通过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修补而形成,而是要建立新的金融发展范式,将绿水青山的隐性收益和污染的隐性成本显性化,重构资金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政策和市场信号降低自然资源和碳密集型投资的经济价值,改变金融主体的行为偏好。绿色金融不只限于绿色投资,而是要重塑金融体系的功能,推动绿水青山(即减排收益)的货币化、提高环境资产流动性、开展环境风险管理、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绿色金融不是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式的负担,而是在政策驱动下金融机构的全新发展空间,是金融业拓展服务范围的未来方向。本文给出了如下绿色金融的概念框架:绿色金融就是以内部化绿色发展外部性的政策体系(包括宏观和产业政策、监管政策、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体系等)为内核,在绿色金融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激励和流动性保证下,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向生产环保设施、生态保护建设、新能源利用、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等领域,有效提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一种机制。

  内部化绿色发展的外部性是绿色金融机制的内核

  由于前述外部性的存在,绿色发展领域面临着金融市场失灵以致于金融供给不足的局面。构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来化解绿色发展领域的外部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监管部门、行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共同努力,使企业非绿行为的成本和绿色行为的收益显性化、数量化、货币化,才能改变绿水青山与蓝天白云这些公共物品的稀缺性,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绿色项目的偏好,减少其对污染项目的投资倾向,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绿色发展领域。

  (一)政府的宏观和产业政策

  1、货币政策。定向货币政策的运用,改变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模型,以市场化的手段替代道义劝导,引导市场资金流向绿色发展领域。

  2、财税工具。财税政策工具能够对金融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于气候变化的资金可以引发5~15倍的私人投资,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

  3、环境产业政策。政府的环境产业政策是界定排放权、量化外部性的基础。只有在产权界定清晰后,排放权才能成为非公共物品,其稀缺性及市场价值才能显现,进而才能成为金融交易的客体。

  (二)金融监管政策

  1、监管标准。将环境风险因素引入金融监管,使环境风险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变量,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外部约束力。在一个环境保护法治化的社会中,贷款项目对环境的破坏将导致项目的失败,从而影响贷款的偿还,环境风险成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变量。为此,金融监管当局下调绿色项目敞口的风险权重,提高非绿项目贷款的风险资本计提水平,将改变银行风险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显性化绿色信贷的收益和非绿信贷的成本,提高银行向绿色领域倾斜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金融监管当局还可以引入“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制度”,公布银行信贷资产中因未来环境政策变化所潜藏的风险敞口,并依此判断是否将其视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并强制要求没有通过测试的银行增加风险缓冲资本。

  2、信息披露。规范统一、高度透明的信息收集和披露是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各外部约束因素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资产估值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准确估值的基础在于完整的信息披露。无论是对于上市公司还是发行债券的企业,金融监管当局都应要求其向市场披露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效果、企业在环保领域的投入等信息,并发布环境成本会计和有关计算指标,要求企业对其所产生环境影响进行成本量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及其衍生出的企业环境成本测算结果,将通过股价涨跌和信用评级的升降,改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市场主体对非绿项目的投资偏好。

  (三)行业规范与社会评价体系

  行业规范和社会团体的独立第三方评价成为降低绿色金融外部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际上各类行业自律组织以及NGO等社会团体越来越注重通过对项目投资的环境评估,量化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行为的环境危害或收益,以社会责任的压力(荣誉)提高其对非绿(绿色)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影响金融资本配置的决策。目前,国际上这类规范或评价体系主要有以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形成的社会责任投资框架,测量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碳足迹”的融资项目排放方法,区分“绿色”资产与“棕色”资产的绿色/棕色比率,量化企业和项目的大气污染排放、水资源消耗、垃圾生成等环境成本的自然资本负债等。这些评价体系正在发挥作用,例如在绿色/棕色比率方法的指引下,NGO的倡议项目和部分基金已经从“棕色”部门撤出。与前述两类政府的政策工具相比,这类工具属于准公共品,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或补贴的形式予以推动,并无偿或低价地提供给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时使用。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体系转型与变革

  中国金融体系处在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段,金融深化程度、信用环境等都有别于具有成熟金融体系的发达经济体。因此,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应探索出新的金融发展范式。

  首先,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中国由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2013年,中国全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元,其中本外币贷款占54.8%。考虑到在债券市场、信托市场、影子银行市场等领域,银行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资金的融通与交易,中国纯粹意义上的直接融资市场比重更低。仅仅依靠绿色信贷远不能满足绿色金融的发展需求。提高绿色金融体系经营、管理以及交易风险的能力,必须大力发展绿色股票、绿色债券、绿色衍生品等直接融资市场,让大量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风险投资人乃至互联网用户等主体贡献多角度的判断,借助市场的力量评判绿色项目的前景,实现对项目风险的准确定价,从而拓展金融服务供给空间。

  其次,政府对绿色金融领域的干预应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依靠市场力量为主。致力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政府往往通过产业扶持政策、信贷窗口指导、地方融资平台等工具,直接干预绿色金融领域,容易导致行业性的资金错配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对绿色金融的干预应更多地通过财政贴息、结构性准备金率、区别性风险资本权重、完善环保信息披露等市场化工具,引导绿色金融市场更好地发挥价格发现、信息甄别与风险管理作用。

  第三,政府对绿色发展领域的担保要从隐性变为显性。中国政府对新能源等绿色发展项目采取了隐性担保的方式,表现为区域性金融风险爆发后的地方财政救助、行政性债务重组、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容易形成预算软约束,不利于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项目的担保必须从隐性担保转向显性担保,在两个渠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预算直接向从事绿色项目的企业提供担保;二是建立政府主导的绿色再担保体系,对绿色项目担保提供再担保服务,起到事前增信、事中分险和事后维稳的作用。


↑TOP

 
Copyright © 1998-2019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
京ICP证030059号  中关村信用促进会会员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