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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防通胀关键是提高非贸易部门效率(上)
何建武 刘云中

2013-11-04

    外需失速将削弱经济中可贸易品的需求,减缓主要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的增长,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这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后发追赶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面临着本币实际汇率的大幅升值,与之伴随着的是外需增速的大幅下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要素成本一直在不断攀升。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外需和可贸易部门的较慢增长将成为常态。在我国投资率高企的情况下,寻求替代可贸易品生产部门需求的努力可能将导致较高的通胀压力。只有努力提高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效率才是保持适当经济增速、抵御通货膨胀压力的正确做法。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外需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虽然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2012年以来的数据再次显示国际经济增长乏力。针对如何应对外需可能的长期低迷,目前的研究基本都是从需求的角度寻求对策,即通过促进内需来抵御外需下降的负面影响。虽然需求方面的政策可以迅速缓解经济之痛,但是过度的需求政策容易加剧经济的不平衡,给经济埋下长期的通胀隐患。与之不同的是,本报告试图从长期视角出发,指出应对外需持续低迷的供给方面的政策着力点,以期能够在保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同时抵御通胀压力。

    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贸易部门使得外需下降带来整体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兹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有利的结构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动收入的提高,反过来也会促进结构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其他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促使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中国较快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大幅提高了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同时可贸易部门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对非贸易部门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

    从这一过程来看,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自于其相对于非贸易部门而言拥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图1给出了中国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变化。首先从图1左半部分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5%,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是1978年的10倍;而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只有5.3%,比可贸易部门低了两个百分点以上。另外DongHe等人(2012)利用行业和企业数据对本世纪以来的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计,指出2001~2010年期间,可贸易部门TF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而非贸易部门仅达到2.4%,要比可贸易部门低2.5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同样表明,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速度要快于非贸易部门。图2给出了日本和韩国1980~2005年间不同部门TFP的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TFP增长最快,年均1.67%;电气水行业、农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较慢,年均增速不足1%;而采掘业和建筑业TFP甚至是负增长。对于韩国,TFP整体增长速度要远高于日本,其中电气水、制造业以及农业的TFP增长速度较高,超过5%;而采掘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TFP较低,尤其是服务业,TFP年均增速不足2%.如果将制造业部门看成可贸易部门,而其他行业看成非贸易部门,可以得到与中国同样的结论。

    从供给角度来看,因为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明显快于非贸易部门,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可贸易部门的迅速扩张,进而带来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正是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导致了高速增长的可贸易部门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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