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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在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上的争议(下)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2011-07-27

    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容易使人高估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

  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足,工业化面临“外汇不足”与“资金短缺”的“双缺口”。除了资源出口大国(如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积累巨额外汇储备,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通常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截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数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产生了“财富眩晕效应”,使一部分人以为中国已经成为“富庶的大国”。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有其独特性,与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不同。

  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国家财富或财政资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从商业银行等渠道购得,在成为央行资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央行的人民币负债,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因此,外汇储备虽为央行资产,但非国家财富,更不能用于财政支出。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膨胀,但其实质是央行的人民币负债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人均外汇储备额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且有的发达国家更多是“藏汇于民”。2010年中国人均拥有外汇储备2140美元,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也低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国外汇结余主要集中在央行手中,形成国家外汇储备。而有的发达国家“藏汇于民”,民间外汇储量巨大,如2008年日本民间外汇就有3万多亿美元,高出当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一倍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英国等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发达国家来说,其财富无需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来反映。仅从数量上说,美国国内流通的美元比所有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都要多。

  中国大量外汇储备主要不是来源于贸易顺差。30年来,扣除服务贸易数千亿美元的逆差,来源于贸易顺差的外汇储备不到1万亿美元,仅占全部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重要的外汇来源包括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外债和预期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投机性“热钱”等。

  人们大都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却很少注意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不足,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不强,刚开始进入较快增长阶段。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457.5亿美元,占全球当年存量的1.3%。与此同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已达万亿美元。国际投资顺差的一部分形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由于对外投资能力不足,中国外汇储备主要购买低收益的外国国债,而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从海外直接投资中获取较高收益。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第二的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要在2005年至2030年完成由“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转变,提高国家海外资产利息和分红收益的比例。至2009年,日本已连续19年成为持有海外净资产(即海外总资产减去外债)最多的国家,高达2.95万亿美元。中国的境外要素收入到2008年仅流入358万美元,而同期日本为1523亿美元、美国为1333亿美元、德国为594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外资企业创造,且包含着部分对外或有负债。超过四成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出口。据海关统计,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722亿美元,进口5452亿美元,形成的贸易顺差1270亿美元,占同期经常项目顺差2971亿美元的42.7%。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中国保持了较高盈利水平,2009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的利润总额达到7511.5亿元人民币,约合1100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投资收益汇回为632亿美元,近500亿美元等额的利润被留在了中国境内。如果这部分利润被汇出中国,将相应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地方各色形象工程容易使一些人误判中国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不少世人瞩目的重大工程,既有载人航天、嫦娥奔月、超大型计算机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项目,又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大型盛会,还包括三峡工程、高速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一系列重大工程具有组织难度大、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多的特点。于是,一些人便心生疑问:这些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难以完成的工程,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

  其实,中国的这种能力与其人口众多、资源总量较大、政府组织动员资源能力强等因素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增长引人瞩目。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其中中央政府掌控的财政收入占51.2%。这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若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的人均财政支出只是美国的5.5%、欧洲发达国家的4%。即使与巴西、南非等国相比,中国的人均财政支出也不高,水平不到它们的1/3。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例如,汶川灾后重建,国家举全国之力,按“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方式,组织部分地方政府进行对口援建。截至2009年年末,各援建省市及港澳特区到位援建资金379.2亿元,完工的援建项目1346个,原定三年援建任务,两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特殊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机制了解不多,容易将规模宏大的工程与发达国家直接挂起钩来。

  一部分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不强、发展前景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搞宽马路、大广场等大型工程,使城市白天富丽堂皇,晚上灯光灿烂,这给包括外国人士在内的外界以繁荣发达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地方的财政并不富裕,有的长期捉襟见肘,靠国家补贴。搞华而不实形象工程的资金大都来自卖地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收入(32602.59亿元)的43.6%左右。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省、市、县级融资平台的贷款比重分别为29.31%、51.99%和18.70%。其中,项目、借款主体、财政担保等不合规贷款形成的风险敞口约为1.8万亿元,占比23.63%。 那些主要着眼于政治账、不大算经济账的政绩工程,即使从长期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亏本的,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预算约束不力情况下依靠寅吃卯粮筹措建设资金的做法,不仅提前透支了当地经济长期发展潜力,也给未来留下了难以控制和化解的财政金融风险。
  西方民众很容易感受“中国制造”对其生活的影响,但不易觉察中国在服务贸易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劣势。从全球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竞争力较强,往往在服务贸易中享有顺差,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低,在服务贸易中长期存在逆差。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中国出口的是廉价的“体力劳动”,进口的是高昂的“脑力劳动”。虽然中国形成了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但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94亿美元,较上年上升149%,这与美国同年1433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盈余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考虑到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造成的“商业存在”方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就更大。服务贸易长期逆差是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往往被国外论者所忽视。

  中国出口产品成本由于要素价格扭曲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压低,由此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容易被高估。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依靠低价优势占据市场,支撑这种优势的既有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等合理因素,也有资源价格、环境成本和劳动者实际所得被人为压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真实的部分,也有不真实或“虚增”的部分。在土地使用上,部分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减免土地出让金,甚至实行零地价或负地价。2009年,全国105个监测城市工业地价仅为597元/平方米,远低于商业地价(4712元/平方米)和住宅地价(3824元/平方米)。2000-2009年,商业和住宅地价分别上涨191%和297%,而工业地价仅上涨34%。而且,地方政府还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如2004至2006年,九城市违规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47.88亿元。中国的部分能源产品价格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如长期存在“市场煤、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反映的就是政府确定的偏低电价,无法消化市场决定的煤价上升所引起的成本压力。在环境保护方面,2009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4525.3亿元,占当年GDP的1.33%,但经济增长的环境损害成本远没有完整地体现在包括出口企业在内的企业生产成本之中。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长期以来不利于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与此同时,由于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存在着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欠薪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仍有较大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者的应得收益。2009年中国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27亿和1.49亿人,约为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41%和48%。其中,参保的农民工人数为1643万人和5587万人,仅约占农民工总数的7.2%和2.4% 。这种状况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但中长期有损于人力资本建设,将会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若干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之所以会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规模的持续扩大,很容易掩盖人均指标水平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缺陷等问题,产生所谓的“规模眩晕症”或“规模掩盖症”。这一点容易使一些人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产生误解,也可能被少数别有企图者所利用。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把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准确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和发展水平。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今后几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而美国为刺激经济、转嫁危机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应升值,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仍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变化。根据近期有关研究,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有较大可能在2020年以前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把人均指标,特别是有关民生状态的人均指标摆到突出位置,适当淡化总量规模指标。这不仅对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是必要的,对我们自身准确把握国情和发展水平也是必要的。

  第二,要避免因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而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换、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时期,国际国内、城乡、区域、产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传统体制遗留下来和新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容易被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所掩盖,正所谓“一俊遮百丑”。然而,相对于总量规模指标,更能反映现阶段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是结构性指标和体制特征,而且经济总量规模增长势头能否保持下去,也将主要取决于结构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型能否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观察、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潜力,既要看总量规模,更要看结构和体制特征,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从经济总量、人均水平、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多个维度展示中国的全貌,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应该说,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主要是由于获取信息有限,同时我们的对外宣传也应有针对性地改进。在外界普遍关注我国经济总量规模的情况下,应加强对人均水平和结构特征的介绍。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适当引导其到欠发达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内宣传建设成就要注重实事求是,既要讲成绩,也要讲不足。重要的是,逐步争取国际上的舆论主导权,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对外宣传,客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真实的发展状况。

  第四,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整体国力的增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广泛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相应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大体相同的人均发展水平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要大于人口较少的国家,因而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相应多一些。即便如此,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发展水平的“基本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超能力”承担责任的说法,应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解释和周旋。“超能力”承担责任不仅会对我国发展带来额外负担,还可能成为误解中国发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五,加快科学发展、结构转变、深化改革,使中国平稳进入高收入社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强国。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上呈现的差距,一定意义上说表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于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排名居前的变化,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不能头脑发胀。要毫不动摇地抓住、用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切实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巨大经济规模掩盖下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使人民群众公平而充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快提高人均指标和结构指标在全球排名中的位次。这既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努力方向,也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外界对我国发展水平的误解。  

  (参加讨论和提供资料的有隆国强、张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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