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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宁:这里的研究无禁区——记在国务院研究中心经历的几件事
丁宁宁

2008-11-19

    改革开放初期,研究中心在国务院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是1982年从清华电机系毕业后,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当时中心的人很少,工作头绪很多。因此,除了领导交办的“国家计委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起草工作外,经常被中心其他组、国务院其他研究中心、体改办的领导叫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内容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当前经济动态,到行业整顿、地区规划、新技术革命等。当时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领导兼任的常务干事,常常把本部门的问题拿到中心来讨论。会议主旨报告后,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但有时候争论起来也很激烈,甚至忘记了各自的年龄和身份。

    一、平朔露天煤矿项目论证中的分歧

    1984年初,我参与起草的“国家计委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刚刚颁布,马洪同志就派我参加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项目论证,其目的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条例是否实用,主要是为紫阳同志提供决策依据。这个项目是小平同志会见哈默先生时定下来的,但有许多具体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需要紫阳同志来解决。马洪同志嘱咐我两点: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资料,二是自己一定要亲自算一遍。

    会议是由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同志主持,可行性研究报告由西方石油公司下属负责煤炭项目的岛西公司提供。根据岛西公司的计算,平朔露天项目不仅可以保证外方20%的投资回报率,而且合作28年后,还可以给中国留下一个现代化的露天煤矿。我和当时财政部的李福玉同志被分到财务组。当时没有计算机,只好一个人念数字,一个人按计算器,根据岛西公司提供的资料,整整算了两周。最后的结论是:平朔项目合作28年,在保证外方20%收益率的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资6亿人民币不可能收回。也就是说,28年后,外方留下的,除了一个现代化的露天煤矿外,还有6亿人民币的债务。煤炭部专家不相信我们的计算结果,于是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我当时年轻气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参加会议的对方专家驳得哑口无言。这下子孔勋同志火了,宣布休会。同时打电话给马洪同志,说我故意干扰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

    我带着一脑袋官司回到中心。马洪同志问清情况后,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向我详细了解了中美双方的意见分歧,并认真记了下来。当他知道我们并不是按国内的煤炭价格,而是按岛西公司提供的国际煤炭离岸价得出的结论时,肯定了我们的计算方法,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平朔露天项目是小平同志定下来的,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但为了做到心中有数,经济账又是必须算的,以便于领导下决心。你反映的情况我会报告紫阳同志,但你还是要回去继续参加会议。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态度上要注意克制。论证会结束半个月后,我代表中心参加了北区小礼堂西会议室的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协调会。紫阳同志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拍板如下:平朔矿到港口的铁路,由铁道部根据规划优先解决,不再要求外方投资修建;煤炭进出口局从外贸部整建制地划归煤炭部,负责平朔煤的出口工作;岛西公司需要的项目启动贷款,由中国银行来研究解决。

    这次会议后,平朔露天煤矿很快就上马了,而且兑现了18个月出煤,3年达产的承诺,创造了中国露天煤矿历史上的奇迹,为以后国内露天矿的开采树立了榜样。后来我去山西出差时,还专门去平朔看了看。那150吨的巨型运煤汽车,在黄土飞扬的匝道上飞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年以后,就在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期间,哈默先生去世了,岛西公司决定撤资。平朔煤矿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打紧急报告,要求把岛西公司留下的债务由中国银行承担下来,其数额为6.02亿元,和我们当时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我不动声色地将有关材料整理好,放到了马洪同志的办公桌上。

    二、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开小口子问题

    80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人口专家强调,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坚决地推行“一孩”计划。另一方面,农村分田承包后,男劳力的重要性增加,农民对“一孩”计划的不满普遍上升,与计划生育干部的冲突迅速增加。1984年夏天,中央要国务院过问此事。紫阳同志为此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要中心就这个问题做调研。

    马洪同志带着我们分头听取了农研室、计生委、体改委、计委等各方面的意见,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首先是“五五”规划的人口目标(1980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6‰,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0‰)过低,不仅与当时公开提倡的“晚、稀、少”政策有矛盾,也没有考虑到文革后期结婚率的上升。其次是1980年修改了《婚姻法》,提高了法定结婚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导致1981登记结婚人数迅速上升,增加了以后几年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第三,在连续几年人口控制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产生了急躁情绪,采取了城市“二孩”开除公职、不给产假、不给上户口,农村“二孩”不给口粮、强制做节育手术等做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农研室的一些同志建议,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要“开小口子”,即“头胎是女孩的,允许生二胎”,以缓和农民对计划生育的敌视态度。计生委的同志坚决反对,说既然是国策,就要强制执行;一旦开了小口子,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决堤”。双方的意见截然对立,各不相让。

    面对部门之间的意见冲突,马洪同志没有采取传统的“协调”办法,而是要不同部门持不同观点的一些年轻同志,根据单纯“开小口子”、“开小口子”加目前超生率、“开小口子”加可能增加的超生率三种情况,分别计算一下2000年的人口数量。计算结果相差不大,最少12.4亿,最多13.2亿。也就是说,如果开小口子,原定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肯定要突破,但不能说是“决堤”。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召开了由各个部门,各方人士参加的内部讨论会,公布了以上测算结果,但由于观点尖锐对立,在会上要达成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会后,马洪同志叫我把几种典型意见分别归纳一下,形成了几份材料,然后自己给紫阳同志写了封短信。大意是:农口的同志建议计划生育“开小口子”,有利于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巩固目前计划生育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本世纪末原定12亿的人口控制目标可能要突破。因此,这个口子是否开,需要中央来下决心。调研结果上报后不久就有了回音,中央原则上同意农研室的意见。

    1985年初,一些省份开始试行农村计划生育开小口子的政策,1986年就全面推开了。这一政策纠正了在农村“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也缓和了农村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计划生育干部也说:开了小口子、有利于堵住大口子。1986年底,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将本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从“12亿以内”调整为“12亿左右”。1987年,国家计委将本世纪末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改为“控制在12.5亿之内”。实际执行结果是:2000年底的中国人口统计数为12.67亿。

    三、84年底的通货膨胀与对策

    十二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派欢欣鼓舞,国务院许多同志下去宣传中央的体改决定,并为下一步改革试点做调研,另一部分同志则准备年底的体改工作会议和计划工作会议。但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在青年经济分析小组例会时,发现有些情况不对头。这个小组是紫阳同志批转周建南同志关于几个年轻同志建议“使用银行贷款加快电力建设”的信后,根据马洪同志的意见成立的,李泊溪同志负责,我是临时召集人,成员为国务院各部委的年轻人,一般两周开一次座谈会,每次不超过12个人,以便大家都有发言机会。问题是周小川同志首先发现的,他说最近现金投放有点异常,10月中旬已经突破了全年80亿的净投放计划。这样下去可能要给明年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其他部门的年轻人虽然赞同小川的看法,但是说去年不也突破了吗?当国务院各部门领导都在为明年改革做准备时,贸然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以生产压革命”的嫌疑?

    下一次会议是10月底召开的,现金投放已经超过了100亿,情况也大致摸清楚了。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人民银行(央行)成立后,为了解决与专业银行之间的信贷资金“大锅饭”问题,准备推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改革。在10月份石家庄召开的行长会上,确定以1984年底的信贷实际发生额作为划分资金的基数,导致了银行竞相放贷。二是劳动部门为了解决企业工资分配上的“大锅饭”问题,酝酿扩大企业工资自主权的改革,方法是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同样以1984年底的企业工资总额为基数,导致了国有企业突击提工资和滥发奖金。我立刻将以上情况整理上报,但马洪同志正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吴老师也不在。国务院倒是在11月初发了一个控制财政支出、信贷资金和奖金发放的通知,但前述两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宣布收回,银行现金投放的速度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快了。

    后来几次会议上,经济中心和体改办的年轻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经济中心的年轻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企业自主生产商品比重的增加,流通领域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货币。体改办的年轻同志提出,货币的超前投放,有利于明年的生产安排和经济增长,不能当“小脚女人”,贻误推进改革的大好时机。还有人举了广东的例子:广东货币投放全国第一,物价并没有明显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开不下去了。我只好将双方的意见整理上报,但几次找马洪同志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决定在小川意见的基础上,写一篇批驳上述意见的稿子。其中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改革方向,但如果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甚至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则不仅实现不了改革目标,还可能因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而贻误战机。稿子写完后,因无领导批示无法打印,只好到台办复印了几份分送经济中心和体改办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一直到12月中旬的一天,我给人民银行研究室打电话时,马洪同志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宁宁,最近太忙了,听说你报了个东西,我没有见到。我立刻把写好的稿子呈上,他坐了下来,一边看,一边说:你们总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批评重了一点;还是请敬琏同志牵头,把有关问题再议一下;你们这个小组的报告很及时,但上报时要用两个中心(经济中心、技术经济中心)的名义。同时批示打字室打印。吴老师主持改稿后,工作走上了正轨。随后的会议讨论中,多数认为通货膨胀无害的同志改变了观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题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于12月31日上报总理办公室。虽然国务院紧急下发了“十二道金牌”,但年底净增的现金流通量还是高达243亿,超过计划两倍,相当于年初现金流通总量的一半。1985年上半年,紫阳同志连续召开了4次省长会,采取了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四、几点感受

    首先,政策研究不能看领导的眼色下菜碟,只有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第二,政策研究要善于提出问题,敢于挑战现行政策,同时给出解决问题的出路。第三,除自己的专业外,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泛的研究兴趣,才能适应政策研究的需要。第四,政策研究机构内,不管什么样的意见都允许发表,即所谓“研究无禁区”,同时要坚持低调对外,即所谓“宣传有纪律”。

    要做到以上几点,则不仅需要决策者对政策研究人员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而且需要政策研究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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